宋濂传文言文翻译（宋濂传文言文阅读答案）

安远全境图

假日整理书柜，无意间看见一本旧书《安远县志》（同治版重印本），忽然就有一种读书的冲动。拿下书随意翻看，一个熟悉的名字不经意地突入眼帘。“宋濂”！细读发现，该名现于此书卷六《职官志》之“知县”一目，上载：

“宋濂，字景濂，号潜溪，浙江浦江人，洪武四年任。详《名宦》”。

难道是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且与高启、刘基并称为“明初诗文三大家”的那位大儒？惊叹之余不免有点怀疑。像安远这样一个地处赣粤之界，在古代尚属蛮荒之地的小县，其县令蛮了不起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举人吧。宋濂这样的大咖也曾沦落如斯吗？带着疑问我翻到此书《名宦》篇，果有“宋濂”一栏，上载：

“宋濂，字景濂，浦江人，洪武初，应诏出为儒学提举，授皇大子经。四年，以国子司业上《孔子庙堂议》。上不喜，出知安远。在邑敷宣文教，士习维新，民风少变。五年二月，召还为礼部主事。尝荐邑人唐均弼为本学教渝，为郡事作记、传、赋数篇，后以翰林学士承旨终。其所议礼，当时虽不用，至嘉靖一一行之。……贤者之论，往往诎于时，而信于后世如此。建有名臣留迹坊在县治前右。”

宋濂像

看来是言之确确的了，“名臣留迹坊”现在肯定是尸骨无存的，只是“为郡事作记、传、赋数篇”如今尚存否？在古籍网搜了一下《宋文宪公文集》,但苦于无篇文名这个关键词因而也就无据可搜，只好作罢。可还是于心不甘，于是又回读《县志》卷九之《艺文志》，期冀能在此处找到其诗文或片言只句。然而结果仍令人大失所望。也许是一年之任实在是譬如朝露的，若是算上赴任行程，其在任也就是数月而已。如此之短的时间其作为毕竟有限，所以虽然是“人过留声”，但却“人去无迹”也不足为怪了。

但令人些许欣慰的是，《艺文志》中还是有两篇他人之文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相关。其一是郭子章（隆庆5年进士，泰和人，官至川贵巡抚）作《宋濂传》，其文有曰：

“（洪武）四年七月，谪安远知县。五年春二月，召还为礼部主事。国初，安邑风俗太朴，祭无常品，公以海内名儒迁谪安邑，至即议造笾豆，器数有常，敷宣文教，士习维新，风俗为之少变。惜任未及期而召还矣。”

“安邑”即安远了。从上文可知，宋濂在安远的任期只有短短的八个月，还不算上赴、离任所耗之时。他在这几个月所做之事一是请名儒教百姓如何祭祀，明确在祭祖、祭神、祭鬼等场合该用何祭品（猪马牛羊鸡鸭等），用几个祭器（炉碟碗杯等）；二就是给士人讲学，宣扬孔孟之道。所以安远“风俗为之少变”，只是“惜仼未及期而召还矣。”

郭子章（1543~1618），字相奎，号熙圃，江西泰和人。隆庆五年进士 。

其二是邹元标（万历5年进士，吉水人，官至吏部给事中）作《改修安远县儒学记》，其文开篇即曰：

“濂江在章贡，虽僻远，然自宋陈公刚中、明宋公濂过化之后，称名邑也。”

这就有点言不由衷了。宋陈刚中（宋建炎二年（1128）进士，闽清人，官至太府寺丞）虽是一代名臣，但毕竟时代久远声名式微，而宋濂则也只尝数月之任所为有限，说安远由此两人“过化之后”而能“称名邑”就是过誉了。但是邹元标却为何要放下身段为安远吹牛皮呢？须知其乃是东林党首领之一，与赵南星、顾宪成号为“三君”，一个在朝堂上敢怼万历、敢杠万历牛人张居正的超级牛人。通读此文后方知原由有二。一是其父亲长期在安远教书，故而对安远有一种亲近之感。即文中所言“ 先大人传经兹地最久，……逝且未久，口泽如新。予每见安邑人士，如见先大人焉。 ”；二是应当时县令区大枢（万历元年举人，广东高明人，官至岳州通判）致书所请，抺不开情面。即文中所言“ 博士罗庆阳、徐崇正、遣都讲杜宏遇等持状来请……，惟先生一言以诏来兹。……侯名大枢督理诸生……并书 ”。 但我猜想也许还有第三个原由，即此时（万历三十五年）邹已致仕在家讲学17年，早非那个朝堂之上天不怕地不怕的“愤青”了，谙于人情世故自然乐受“提携后进”之誉，当然也看在那不菲的润笔份上。

邹元标（1551年~1624年），字尔瞻，号南皋。江西吉水人，万历五年进士。

以上两文皆出于名臣大儒，估计后人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托伪而作。但以此两文名在网上搜索，竟是泥牛入海渺无音讯。想来无非是两种情由：一是漏编或以为非上乘之作而弃之编外；二是被辑于某书某目之下，度娘无从识别。所以最后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正史——《明史》。在“古籍网”搜到《明史.宋濂传》，细读其文，其中有曰：

“（洪武）四年迁国子司业，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，谪安远知县，旋召为礼部主事。”

言之凿凿，是为定论。

忽然想起，原安远一中正是历代县衙所在。记得三十多年前在彼求学时学生食堂边上有一处厅堂尚存，门前还有石狮石柱，柱上镌有楹联，可惜当时没有留意识记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也许只有校园中那棵古榕和那几棵古柏见证了这一切。三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清晨，当我们诵读《送东阳马生序》时，又有谁会想到，它的作者早在六百多年前就在那片土地上训导诸生：

“今诸生学于太学，县官日有廪稍之供，父母岁有裘葛之遗，无冻馁之患矣；坐大厦之下而诵《诗》《书》，无奔走之劳矣；有司业、博士为之师，未有问而不告，求而不得者也；凡所宜有之书，皆集于此，不必若余之手录，假诸人而后见也。其业有不精，德有不成者，非天质之卑，则心不若余之专耳，岂他人之过哉！……”